一位基层残联理事长的工作笔记⑪ 和群众交朋友-凯发k8网站

中国有着“官本位”的历史积习。历史上不乏好官、清官，但能够正确认识官民关系、对群众平等相待的官还是少数，更谈不上把群众当朋友。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，只有转变“官念”，淡化“官味”，真心和群众交朋友，才能把工作做到群众的心坎上。这是我与一位精神障碍患者交往多年后的体悟。出于尊重和祝福他，本文对他以孙福相称。

　　精神障碍患者是残疾类别中最特殊的群体，患者不仅自己痛苦万分，对整个家庭甚至社区都有影响。正因此，他们也是最容易被歧视的一类人群。

　　一位作家曾讲到，看一座城市或一个地区的文明程度，就看它怎样对待精神障碍患者，这话讲的在理。

　　不可否认，极少数精神障碍患者有暴力倾向，尤其是重度患者丧失了行为能力，若发生意外，又不完全负刑事责任。因此，人们对他们一般都会敬而远之。让精神障碍患者同其他病人一样，既得到及时治疗，又享受普遍的尊重，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。

　　在全省开展对重度(一级和二级)残疾人的“两项补贴”中，自2014年起，我所在的区把三、四级精神类残疾人也纳入到范围内，这在全省县(区、市)中尚属首次。同时，区卫生系统对这类人群每年每人有800元的医药费补贴。当然，这对一些特殊类的精神障碍患者而言，这只能用杯水车薪来形容。

　　2014年6月下旬的一个下午，我办公室进来一位五大三粗的中年男子，因为左腿截肢，他拄着双拐，坐下后说：“你给我找条出路吧。”

　　我没有听明白他的意思，让他慢慢说。

　　他自我介绍叫孙福，住在桥东街道某社区，刚才把派出所的6台电脑砸了。听到这话，我心里一怔，立刻明白了，此人名声在外，平时以修锁开锁出名，因患有精神疾病，据说前几年在火车站砸过一辆奥迪车。

　　在接下来的交谈中得知，孙福今天来，是想让我帮一个忙。因为他住的房子要拆迁了，房主的名字是他父亲的，他害怕分不到房子。孙福在很小的时候，父母就离异了，父亲再婚后又生了一个男孩。孙福如今住的这套平房是父亲留下的，他担心回迁房会分给弟弟，没有他的份。

　　我明白了他的意思，表示会尽力帮忙。

　　一个月后的一天下午，我正在办公室看材料，只听到“哐当”一声，门被一根拐杖捅开了，是孙福。他进门来“咚”的一声重重地跌坐在沙发里。看他的脸，又黑又紫，满头大汗，坐下后一言不发。

　　我估计他是犯病了。这时，孙福四周望望，猛地指着一盆花对我说：“杜理事长，你知道这花是啥意思吗?”我边给他倒了杯水，边回应道：“不知道，你说啥意思?”

　　他神秘兮兮地说：“这盆花的颜色是红的，代表你有红心，想做好事。但四周都是墙，限制了你做好事。”我笑着点点头。他扭过头又指着另一棵蝴蝶兰说：“这盆有两朵花，上面是贵人，下面是小人，你要把下面的花除掉。”

　　我当然不相信他的话。这盆小小的蝴蝶兰是我到政协一位女领导办公室谈事，人家送我的。此后连着一个月，孙福隔三差五地来我办公室坐坐，只要我没有要紧的事，就会陪他坐。

　　不知什么时候，我突然发觉孙福有一个月时间没有来，心里很纳闷，便打电话去问。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，孙福回他河北老家了，我也没有在意这个事。

　　一个星期天，我突然接到孙福的电话，他在电话里带着哭腔说：“杜理事长，快救救我吧，有人要谋害我。”等我开车到了他住的地方，街办和社区的干部都已经在场。

　　孙福光着身子躺在地上，对社区干部大喊大叫。面对如此场景，大家都不知所措。

　　怎么办呢?我突然想到孙福最信任市残联王副理事长，于是赶紧打电话求助。不大一会儿，王副理事长便赶到了，他过去把孙福的裤子提起来，拉着孙福的手回到屋里。

　　了解精神障碍患者的人都知道，他们在发病时，不承认自己有病，更不会住院治疗。因为孙福有暴力倾向，这期间还砸了邻居的窗户，王副理事长和我们商量，认为孙福必须住院治病。

　　按当时政策规定，执法部门在征得患者监护人同意并签字后，才能会同相关部门送院治疗。孙福没有成家，父亲是他的监护人。当我们找到他父亲时，好说歹说，老人就是不签字。王副理事长看出了他的心事，就是怕花钱。其实，孙福是困难残疾人，住院期间大部分费用是免费的。最后，在王副理事长写下保证书后，他父亲才签了字。

　　位于西山的一所精神病康复医院，是市民政局下属单位，为此，王副理事长和民政局长多次协调，终于在第二天把孙福送进医院。

　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，当孙福穿着病号服走进病区，他挥了挥手对病友大声说道：“我胡汉山又回来了!”这时，王副理事长的脸上露出了会心的微笑。

　　经过两年多治疗，孙福康复出院。在相关部门的协调下，他分到一间70多平方米的回迁房，到现在一直没有犯病，还重操起修锁的旧业。

（杜松林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