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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我考大学那年，是先估分再报志愿。这就使报志愿的难度增大了不少，当然有时候还需要一些运气。谁都愿意能力与理想完美统一，最好是踩着分数线走进理想的大学。然而面对刻板教条的志愿书，谁能有十分的把握?恢复高考30多年，就因为“志愿”二字，多少优秀学子由于一念之差名落孙山，阴错阳差、哭笑不得的事情每年都有发生。

　　那时候，升学的路数不像现在这么多，压力也远不像现在这样大，报志愿也就显得十分随意。父亲出差在外，没人帮我参谋。我自顾定了几条原则，一不学法律、二不学新闻、三不学财经、四不读师范。

　　理由如下，其一，1980年代，我国离法治社会还十分遥远。恰巧我们县里发了一个案子，判决不公，一名副县长对前来采访的省报记者说了一句：你们报社还管这些事情。记者抓住不放，提出了“权大还是法大”的命题，一时沸沸扬扬，好不热闹。最后，副县长被免职了事。但这件事反而让我对法律更加疏远了。在我看来，这场争论与其说是法律的胜利，还不如说是省报舆论权的胜利，所以胜利的还是权力。

　　其二，眼见得各路媒体大话、套话、假话、空话成堆，让我对学新闻失却信心。我认为新闻稿还不如小说。小说可以编故事，故事可以是假的，但道理却可以是真的。即使不小心惹恼了权贵，还可以用“纯属虚构，请勿对号入座”加以搪塞，何等快意洒脱。

　　其三，或许是受了“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”的封建思想毒害，我对自己的经济头脑非常不自信。再者，我不喜欢学数学。尽管我的高中数学还算不错，但我知道，那只是为了应付高考。

　　其四，我尊重老师，不过，我真的不想当老师。父亲师范毕业教过小学教过初中，每天吃粉笔灰吃出了肺结核，让我对这个的崇高的职业充满了敬畏，于是敬而远之。

　　众所周知，文科学生选择余地本来就小，经我这么一讲原则，可报的志愿已经所剩无几。重点大学第一志愿山东大学中文系，普通大学第一志愿山西大学中文系，于是，同学问我报了哪里，我只需要说两个字：山大，倒也省事。填完了一看，还空了提前批次，打眼看到国际政治学院有个中文系，心说空着也是空着，报着玩儿吧。

　　没想到还真就给考上了。原因是我把分数估低了。

（李亚峰）